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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強拆，如何合理合法的維護自己的權益，如遇強拆該怎么辦：今日在線拆遷法律咨詢

發布時間：
2024-07-11 16:00:13
作者：
圣運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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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遇強拆該怎么辦，遭遇強拆，如何合理合法的維護自己的權益，　　唐福珍自焚案、張劍殺人案至少可以說明非第三方參與下的權利結構中拆遷戶處于劣勢地位，拼死一搏往往不幸入獄，釀成拆遷血案成常有之事。但也不是所有抗拆事例都伴隨血腥與暴力。上期提到2

遭遇強拆，如何合理合法的維護自己的權益，如遇強拆該怎么辦：今日在線拆遷法律咨詢

　　唐福珍自焚案、張劍殺人案至少可以說明非第三方參與下的權利結構中拆遷戶處于劣勢地位，拼死一搏往往不幸入獄，釀成拆遷血案成常有之事。但也不是所有抗拆事例都伴隨血腥與暴力。上期提到2007年蘇州馬雪明一家因不滿強拆殺害兩名拆遷工作人員的惡性事件，在當年舉國震驚。在同一年，另外一個抗強拆事件同樣引人關注。

　　2007年，拆遷隊開至重慶九龍坡楊家坪鶴興路楊武家的房前，準備實施強拆。面臨來勢洶洶的拆遷隊，楊氏夫婦并未退縮，夫妻二人分工抵御強拆。楊武攜帶煤氣罐，緊握拳頭守住家門，吳萍則站到屋頂之上，掛起一面五星紅旗和寫著“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標語的橫幅，手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高聲宣講民生民權。夫妻二人的這一舉措被攝像機記錄下來，各路媒體紛紛跟進將他們的影像傳遍了國內外。重慶地方政府頂不住輿論壓力，最終組織雙方調解，楊武拿到了滿意的補償款。

　　與楊武家同時動遷的還有其他280戶，但敢于同拆遷隊的抗爭維權者并獲得勝利者寥寥無幾。“最牛拆遷戶”之成功背后有值得發掘的原因和意義。

　　傳統意義上的拆遷戶維權案件中，拆遷戶是比較明確提出訴求的個人或者群體，他們因為利益被剝奪而提出利益訴求、價值訴求，他們作為博弈的主體，對象明確、邊界清晰。成功的拆遷維權案例，往往不具備對象明確、邊界清晰的特點。這是最牛釘子戶楊武維權的特點，也是其他實例諸如北京正陽藝術村維權事例的特點。他們的共同點都是，多元主體協同維權。此時，只要輿論監督還是有效問題總會化解。從采取恰當維權手段到吸引多元化主體的參與，再到成功維權，這其中有很多機理需要解釋。

　　我們之前提出”媒介化維權“的觀點，是在復述十多年前的研究成果。“媒介化”已經滲透進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維權領域的作用尤其明顯。在拆遷領域，“媒介化”使得拆遷維權由拆遷戶與拆遷方的博弈，上升到了具有共同利益訴求、價值訴求的人群同拆遷方的博弈，這大大增加了維權的勝算。媒介化的語境下，維權分為兩個部分進行。第一部分，維權的過程能夠吸納其他主體協同參與。

　　最牛釘子戶的成功之處在于，它同時符合媒介化維權的“兩步走”規律。第一，他們未采取暴力措施，雖然楊武身上掛著煤氣罐，拳頭緊握，但是并未采取諸如點火引爆、投擲石塊、潑灑石灰等“過激”行為。這是最基本的前提，但光有這保持文明還不夠，眾多強拆事件中，拆遷戶未實施反抗的結果是眼睜睜地看著物屋子被拆。理性文明不是無動于衷。

　　秘訣在于保持一個合適的比率，我們稱之為度。這既要求拆遷戶不能采取過激行為，但又要積極維權。滿足了不采取暴力措施的條件后接下來所采取的行動具有更高的要求。滿足要求的具體措施，是基于社會心理學研究得出的結論，主要有三項：

　　第一，適度地運用弱者身份。一些學者認為弱者身份具有強大的社會力量，蘊含著潛力和伸張正義的意味，能夠享受制度性或政策性庇護。弱者進行維權之時，以暴露自身的弱者身份或自我弱化來進行抗爭，可以引來社會力量的關注與支持。以弱者身份為武器，同以法律為武器一樣為一項技術，能否最大發揮其威力，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如何運用它。上一篇文章我們提到，自焚、自縊是表達弱者身份最激烈的方式，雖然的確引來來關注，但未獲得支持，導致最終維權結果不理想。而以一己之力對抗整個拆遷隊，拆遷隊工具齊全，相反，拆遷戶這邊招架無能，由此形成的強烈反差只在視覺上都給給人一種沖擊，更多的人會因為他們弱小而加以聲援。

　　第二，抗爭表演。美國社會學家查爾斯·蒂利將戲劇藝術中的兩個相關聯的術語“表演”和“劇目”引入維權的隱喻，可以發現維權的很多特點曾不斷地出現，不同的維權事件往往享用同一個劇本。因而該種表演一旦出現，容易引起“觀眾”的共鳴，并借助這些觀眾，擴大“維權表演”的傳播度。廣義上，喝農藥、自焚、跳樓都屬于維權表演，這些做法不僅自我傷殘，而且挑戰社會道德的底線，導致關注度有限亦不能持久。最牛釘子戶楊武攜帶煤氣罐，緊握拳頭傲立于房前，其妻于屋頂之上手握《憲法》與《物權法》，大聲宣講民生民權，從現場拍攝的圖片和視頻來看，像是在進行一場表演。成功之處，是以出奇制勝而適當的抗爭表演，贏得全國觀眾的同情與支持。

　　第三，由弱者身份和抗爭表演得以奏效的前提是對公民權的呼喚。人類早在2000年前就發明了共和國體制下的公民權，擁有公民權的人享有充分的知情權、表達權，這些權利在隨后數百年的集權擴張與社會道德墮落后不復存在。第四次傳播革命以來，公民在言論上的自我賦權，不僅再次呼吁知情權與表達權，而且也有能力打破傳統媒體(電視、報紙、書籍等)對信息源的掌控。新媒體的興起對傳統有天然的反叛傾向，而拆遷維權正好滿足了這種傾向。維權中進行各種形式宣講公民權內容的舉動，更受它們青睞。

　　第二部分，是維權過程公開呈現在公眾面前，激發大量社會公眾的輿論聲援。

　　媒介化維權以巧妙地運用幾種大眾心理，激發社會公眾的輿論聲援。得以進行的前提是，信息源蜂窩式增長、自媒體即時傳播和全面信息監管的失效，以此給公眾賦權，將權利變成權力。

　　由拆遷維權表演組成各種豐富的媒介形態，互相支持、互相補充，塑造出多層次、立體化的維權環境。維權者可以借助多種方式抗爭，這些抗爭又會牽動其他遇到類似困境的人和關心社會公義者的神經。2009年《阿凡達》上映后，很快就有人借阿凡達反抗地球殖民者的故事控訴遭強拆的經歷，說《阿凡達》這部電影本質上是在講述一次偉大的拆遷斗爭，也有說《阿凡達》是“史上最牛釘子戶(外星人)VS最慘拆遷隊(地球人)”。觀眾們在這樣的環境下能體會荒謬、荒誕、黑色幽默等特殊感情，并享用這種情感，將事件傳播開來。這是一種比單純的憐憫和憤怒更有強的情緒力量。

　　雖然長期處于這種情緒下正是犬儒主義的溫床，但道德尚水準尚未墮落至低谷的社會，更可能迫使犯錯者糾正錯誤。楊氏夫婦的維權過程與電影中的場景具有一定的相似之處，其中蘊含能引發荒誕感的場景，也成為了其他同題材作品的靈感來源，無形之中，提升了全社會對該強拆事件的關注度，默默地推動事情發展。

　　就在三年后，一個名叫“釘子戶大戰拆遷隊”的網絡游戲在網絡上躥紅，引起強烈的反響。在這款游戲里，畫面左側是一棟孤零零的樓房，樓房生命值為100，游戲開始以后會有拆遷隊源源不斷地對房子進攻。玩家要召喚“丁家人”(釘子戶)去保衛房子，并可以對人物進行升級，增強攻擊力。游戲十分寫實，拆遷隊的武器有推土機、鐵棍、毒蛇、大糞與小黑屋——對應太原的黑保安趁夜翻墻把釘子戶打死等等現實中發生的真實案件。這款游戲迎合了很多受眾的心理訴求，玩家妖魔化拆遷隊，移情拆遷戶，來對現實的不滿進行宣泄，塑成一種對地方無形的壓力。

　　意見領袖和專業團體(包括律師團體、記者團體、藝術家團體)通常受人之托或出于公共社會責任感介入這些拆遷事件，他們利用自己的專業技能與特長左右事件避免其朝著不利于弱勢群體的方向發展。

　　重慶最牛拆遷戶正是導演了一場大眾傳媒的荒誕劇，該事件沒有突破法律和道德的底線，卻因其獨特的形式，勾起與他們有同樣或者類似訴求的人以及具有社會責任感者的關注，特別是影響力遍及海外，讓地方承受來自多方面的壓力，又因為此事在是非對錯上沒有可爭論的余地。才避免了越拆越窮或家破人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