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生在云南省麗江市某村擁有宅基地一處，申請人在該塊土地上已經生活了幾十年，為解決自己的生活基本需要，便在該地塊上修建了部分生活設施。現因某商業開發項目，案涉宅基地被納入征收范圍，針對安置補償，王先生一直嘗試與征收部門談判協調安置補償的具體內容，但由于征收部門始終未表現出一個積極的談判態度，故使得王先生始終未與對方簽訂安置補償協議。

隨著時間的不斷推移，征收方始終未主動與王先生溝通安置補償，更為作出安置補償決定，王先生對這種情況感到非常不安，十分擔心征收方未補先拆，在這種情況下，王先生來到北京圣運律師事務所，尋求法律幫助。

在接受委托后，圣運律師團隊在24小時內，立即組建辦案團隊，由經驗豐富的律師為委托人制定維權方案，并逐步展開維權程序。

圣運律師始終堅持“以打促談”的辦案原則與辦案手段，因此，為幫助委托人保住案涉宅基地上的建筑，主辦律師在接受委托后立即向相關部門申請了人身及財產保護，同時，向省政府提交了書面的律師函，以此告知對方，北京律師已經介入本案，掌握了征收部門的違法點，在進行警告的同時表明我方愿意共同解決問題的決心。

在程序推進過程中，令主辦律師沒有想到的是，在某日凌晨，對王先生的地上附屬設施實施了拆除。如此囂張，無視法律的行徑令主辦律師感到憤怒，遂立即針對強拆行為提起了確認違法之訴。

主辦律師指出， 通過《征地批復》、《征地告知書》、《麗江市人民政府的復函》、公安局詢問筆錄可知，案涉地塊被納入征收范圍，區人民政府作為屬地機關是征收主體，街道辦是具體實施機關，也是同原告進行協商談判的主體。根據（2018）最高法行再113號《行政裁定書》裁判要旨可以看出，征收主體負有征收范圍內房屋征收與補償的法定職責，在雙方未達成安置補償協議且涉案房屋已經被強制拆除的情況下，除非有證據證明案涉房屋系因其他原因滅失，否則舉證責任應當由征收主體承擔。在征收主體無法舉證證明非其所為的情況下，可以推定其實施或者委托實施了被訴強拆行為并承擔責任。

另外，我國現行的拆遷政策是先補償，后征收，只有政府在對全體被征收人進行安置補償完畢、被征收人交出土地的情況下，征收主體才能在土地上進行平整，使土地達到凈地條件，然后才將土地進行招拍掛出讓。此后，開發商才能正式入駐施工。而王先生的相應附屬設施遭遇違法強拆的時間點，仍然處于政府主導進行平整時期。因此，第三方主體的拆除行為應當視為征收主體的委托， 應當由征收部門對拆除行為負責。

最終，經過主辦律師的努力，成功確認強拆行為違法。隨后，主辦律師以此為基礎提起了行政賠償訴訟。

在庭審過程中，征收部門辯稱，針對所拆除的附屬設施，其曾就補償內容與王先生進行協商，但礙于王先生提出的補償內容過高，才未進行補償。

針對這樣無理的言辭，法院指出，征收部門的強拆行為經判決已被確認違法，根據我國《行政賠償法》的相關規定，應當對王先生的損失進行賠償。另外，被告所給出的評估價格乃是依據成本進行評估，無法彌補王先生的損失。故最終，法院支持了王先生針對強拆房屋主張的損失。

王有銀律師表示，征地拆遷，要嚴守法律程序性規定，先補償后搬遷，否則被征收老百姓的利益無法得到保障，甚至可能面臨流離失所的境地。而在征地拆遷中，為了達到高效低成本的拆遷目的，甚至部分行政機關會實施逼拆、強拆，這就要求被征收人一定要把握住維權的關鍵時機，盡早維權，必要時借助專業律師的幫助，以防錯過維權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