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介紹：從征收到強拆，征收部門始終未履行安置補償職責

 

沈先生夫婦為浙江省某市某村的村民，在本村合法擁有一處房屋。該處房屋原為沈先生父母合法所有，后出具《證明》將該處房屋贈與沈先生使用、所有。征收部門為開展商圈建設項目將其納入征收范圍，并對征收土地方案及補償安置方案進行了公告。由于補償安置方案公告中確定的補償標準較低，無法保證沈先生一家現有的生活水平，對此沈先生希望與征收部門協商采取一個合理的補償標準，但是在兩三次的協商溝通未果后，征收部門竟直接對沈先生的房屋實施了強制拆除行為。

沈先生在被強行占用土地后，也委托過其他律所，開展過信息公開、行政復議、行政訴訟等程序，雖然已經確定強拆行為違法，但是并沒有落實房屋的賠償工作。這讓沈先生深感維權之路的艱辛，為了能夠加快維權的效率，沈先生來到北京，經過打聽比較，沈先生最終堅定地選擇了圣運征拆律師團隊助力自己維權。

啟動程序：圣運律師以打促談，助力委托人獲償四百多萬

 

在接受委托后，秉持著專業極致的工作態度，圣運律師迅速響應，立刻組成辦案團隊，展開逐步研討，確定完整的維權方案。為幫助委托人盡快取得補償款，圣運律所特指派了主任級別的律師作為本案的主辦律師為委托人服務。主辦律師結合委托人先前的維權進程，制定了更適合沈先生的維權策略：

首先，由于沈先生的房屋在多年前已經被強制拆除，不便搜集其他證據對房屋的價值進行證明。此外，根據委托人先前開展的程序，征收部門實施強制拆除的行為已經被確認違法。而無論是申請征收部門履行安置補償職責還是提起行政賠償程序，都需要我方收集足夠的能夠證明委托人房屋財產價值的證據資料。因此，主辦律師啟動信息公開程序，向市政府等部門申請公開涉案地塊房屋價值評估報告，在律師與委托人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滿意的答復。

其次，針對征收部門始終未對沈先生履行安置補償職責的情況，主辦律師依據評估報告中載明的金額向征收部門作出書面的安置補償申請，指明根據征收部門作出的《安置方案》，本次征收補償安置對象為在該村擁有有效住房，在該村有戶籍或者有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住戶，沈先生夫婦作為在冊戶籍人口，理應得到妥善的安置。

但是，征收部門并未理會我方的履職申請，這令主辦律師意識到，僅靠我們單方面表達希望溝通協商的誠意并不能奏效。為此，主辦律師相繼啟動了行政復議程序及行政訴訟等程序，希望從多方面、多角度督促征收部門補償委托人。

在圣運律師辦案過程中，通過向征收部門的上級政府申請行政復議以及提起行政訴訟等維權方式，讓征收部門意識到主辦律師與委托人維權信念的堅定。同時，主辦律師更是把握了征收部門同樣也想解決問題，終止爭議的心理，多次向征收部門表示我們愿意協商解決。最終經過主辦律師與委托人的不斷努力，征收部門終于表示出與沈先生談判的想法。在談判過程中，主辦律師以評估報告為依據，詳細列舉出賠償事項，并依靠自身多年在實踐中的談判經驗，最終為當事人爭取到了四百多萬的補償。

圣運律師法律評析

 

本案中，委托人在前期的維權過程中，已經確認行政機關強制拆除房屋的行為違法，因此，主辦律師指出本案開展程序所圍繞的中心是為委托人爭取合理的補償或賠償。但是由于房屋已經強拆，委托人缺少證明房屋及附屬物價值的證據資料，圣運征拆律師指出，可通過申請公開評估報告，以此作為補償的依據。

在行政訴訟案件中，大部分案件需要行政機關承擔舉證責任，凡事總有例外，根據我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行政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在行政賠償訴訟中，原告應當對行政行為造成的損害提供證據；因被告的原因導致原告無法舉證的，由被告承擔舉證責任。人民法院對于原告主張的生產和生活所必需物品的合理損失，應當予以支持；對于原告提出的超出生產和生活所必需的其他貴重物品、現金損失，可以結合案件相關證據予以認定。據此，如果我們在提出行政賠償請求時，應提供證據證明存在損害，對于房間內存放的貴重物品，我們更應舉證證明，否則很難得到法官的認可。

而在強拆案件中，由于房屋及附屬物遭到損毀甚至丟失，被拆遷人很難找到充足的證據資料，那么評估機構在房屋征收過程中的作出的評估報告就顯得尤為重要。被拆遷人可以通過信息公開向征收部門申請查閱相關評估報告，以此作為申請補償或者賠償的依據。當然在圣運征拆律師的其他辦案過程中，在房屋被強拆的情況下，圣運律師還會根據情況協助委托人準備資料去公證處制作《公證書》，以此證明室內存放的物品種類及損失情況。

圣運提示

在本次案件中，主辦律師除了依據評估報告列明委托人應得到補償的事項，所為我們所求補償內容的重要依據，主辦律師精湛的談判技巧也起到了尤為關鍵的作用。因此，圣運律師提示大家，滿意的拆遷補償一般是談出來的，不是法院判出來的，這要求大家時間盡量抓住拆遷前期與征收部門談判，盡量在律師的指導下參與談判，畢竟律師能夠結合拆遷活動的合法性，征收項目的不同給予大家關鍵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