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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農村土地征收中的公平補償問題？論農村土地征收中的公平補償：今日在線強拆評估法律咨詢

發布時間：
2024-07-11 12:3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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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運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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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農村土地征收中的公平補償，關鍵詞：農村土地征收公平補償內容提要：在農村土地征收中確立公平補償對于保護農民權益、規范政府行為、優化資源配置、維護社會穩定等具有重要意義。落實公平補償應做到重塑以市場價格為基礎的完全補償原則，逐步擴大農

論農村土地征收中的公平補償問題？論農村土地征收中的公平補償：今日在線強拆評估法律咨詢

關鍵詞：農村/土地征收/公平補償

內容提要：在農村土地征收中確立公平補償對于保護農民權益、規范政府行為、優化資源配置、維護社會穩定等具有重要意義。落實公平補償應做到重塑以市場價格為基礎的完全補償原則，逐步擴大農地征收的補償范圍、合理拓展農地征收的補償方式、完善征地補償的程序與救濟途徑。

土地征收行為作為對公民私有財產權的一種重要限制，具有公益目的性、主體國家性、強制性、補償性等特點。征用條款與補償條款在法治國家被視為“齒唇條款”[1]，須臾不可分離。目前，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對征收補償的原則給予了明確規定，如美國憲法第5修正案規定：“未經公正補償，私有財產不得充作公用。”在我國，2004年修訂后的《憲法》第13條第3款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公民的私有財產實行征收或征用并給予補償。”但是該條并沒有就補償的原則、標準等問題作出明確的規定。我國每年有大量的農村土地被征收，與之同步增長的則是居高不下的征地上訪事件，而這其中尤以補償問題為焦點。如何做，才能緩解土地征收行為與農民權益保護之間日益擴大的張力，在公共利益的實現與私有財產的保護之間建立起動態的平衡，這是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課題。

一、公平補償的導入與意義

我國關于土地征收補償的條款最早見于1944年頒布的《陜甘寧邊區地權條例》中，之后1950年的《鐵路留用辦法》和《城市郊區土地改革條例》、1962年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1982年的《國家建設征用土地條例》都對土地征收補償的問題做了或多或少的規定，2001年國土資源部頒布的《征用土地公告辦法》中對征收土地的補償程序問題做了相應的規定。目前有關土地征收補償制度的規定主要集中在2004年修訂后《土地管理法》第47條。根據該條的規定，征收土地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進行補償，補償費用一般包括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以及地上附著物和青苗的補償費四項內容，其中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的補償數額按照該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倍數進行測算，總和不得超過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三十倍；被征收土地上的附著物和青苗的補償標準，則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規定。從法律的規定和征地實踐來看，這種根據土地原用途的產值數倍法測算補償機制僅限于補償與被征收土地直接相關的經濟損失，而對與被征收土地間接相關的一切附帶損失則不予補償，因此相較于農民因征地所遭受的全部損失而言，是一種不完全補償。這種不完全的補償制度對于農民而言極具不公平：（1）以產值數倍法的方法測算農民的損失未能全面體現土地的實際價值，漠視了土地對于農民而言所具有的歸依和發展功能。（2）單一的金錢補償方式限制了農民的補償選擇空間，難以保障失地農民的生活水平不下降。（3）對因征地造成的間接損失不予補償難以實現對農民的充分救濟，亦會增加農民今后的生產生活負擔。（4）補償標準制定的高度行政化剝奪了失地農民的公平參與權，同時加劇了征地違法腐敗案件的發生。（5）補償糾紛救濟機制的缺位、不到位有礙于農民權益的有效保護，也影響到征地工作的順利開展。

由征地補償制度的不公所導致的失地農民生存狀況惡化、群體上訪事件激增，已嚴重影響到社會的穩定發展；另一方面由于補償費用過低間接刺激了農村土地黑市的發展，并導致土地征收后的利用效率低下，以致出現“征而不用”、“多征少用”、“征而遲用”的現象，造成耕地資源的浪費。上述情況已經引起了國家的重視，國務院和國土資源部相繼頒發了《關于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的決定》（國發[2004]28號）、《關于完善征地補償安置制度的指導意見》（國土資發[2004]238號）和《關于開展制定征地統一年產值標準和征地區片綜合地價工作的通知》（國土資發[2005]144號）文件，要求各地要從統一年產值標準和征地區片綜合地價入手來解決當前征地過程存在的補償標準偏低問題，從中可以看出國家按照市場經濟規律來改進征地補償辦法的思路，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進步。但是，要從根本上解決征地過程中存在的諸多問題，最終建立有利于維護農民合法權益和城鄉協調發展的新型征地制度，則必須在補償機制中導入名副其實的公平補償制度。

盡管公平補償也難以找到一個絕對的標準，但是卻能夠探尋出一個相對確定的標準，這個標準能夠獲得社會上正常的、有理智的人的最大認同。我們認為，確立公平補償可以從下列方面著手：第一，公平補償存在一個底線，即補償必須保證農民的生活水準不會因為土地為了公共利益需要被征收而降低。這是分配正義的基本要求；第二，公平補償不能采取一刀切，應兼具靈活性。對被征收農地的補償必須考慮到其既有價值和可得利益；第三，公平補償是動態發展的，即補償要根據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進行動態調節，使其能與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相適應。在堅持上述公平補償基本理念的基礎上，還需要通過采取重塑補償原則、擴大補償范圍、拓展補償方式、完善補償程序與救濟途徑等一系列的具體措施來進一步豐富和保障公平補償的實現。在厘清上述問題之后，、確立公平補償的意義在如下層面得以彰顯：（1）保護農民權益。征與不征的最終話語權與決定權控制在政府手里，農民最后能夠保留的保護自己權益的底線，就是求得有一個公平的補償。因此，建立公平補償的標準和利益分享機制，是緩解矛盾與沖突，保護被征地農民權益的一種可期盼的途徑。如果利益分配機制缺失或補償不公平，就會使農民成為現代化發展的“犧牲品”。（2）規范政府行為。誠如波斯納所言：“公平賠償規定的一個最簡單的經濟學解釋是，它能預防政府過度使用占有權。如果不存在公平賠償規定，政府早已積極地用土地替代對社會更便宜但對政府成本較高的其他投入了。”[2]對被征收的農地進行公平補償會使得政府意識到征收權的行使是需要強大的財政予以支撐的，迫使其像理性人一樣進行必要的成本——收益分析，進而規范其濫用征收權的行為。（3）優化資源配置。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公平補償制度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能夠給財產權利人提供一個穩定的預期，使得他們不必擔心財產被征收后得不到相應的保護，從而可以專心于生產經營。此外對失地農民進行公平補償契合帕累托最優原則：在不損害失地農民一方財富的前提一下使得社會整體福利得以增加，從而實現公正與效率。（4）維護社會穩定。國土資源部提供的數字顯示：2002年上半年群眾反映征地糾紛、違法占地問題，占信訪接待部門受理總量的73%；其中40%的上訪人訴說的是征地糾紛問題，這里面又有87%反映的是征地補償安置問題。如果給予了失地農民公平補償，失地農民的利益訴求得到合理主張和表達，那么生活中這種不和諧的音符將會越來越少，社會關系將更加和諧、社會秩序將會更加穩定。[page]

二、公平補償的路徑設想

建立對失地農民的公平補償制度需要多維發力，從補償原則、范圍、方式、到程序和救濟途徑，每個環節都要在堅持公平補償基本理念的基礎上進行必要的反思，但我們又并非是要憑空強行營造一個理想的、全新的補償制度。正如哈耶克所言：“在我們力圖改善文明這個整體的種種努力中，我們還必須始終在這個給定的整體內工作，旨在點滴的建設，而不是全盤的建構，并且在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運用既有的歷史材料，一步一步地改進細節，而不是力圖重新設計這個整體”。[3]正是遵循這樣的邏輯，我們所主張的公平補償制度是在充分切合國情實際的基礎上對現有制度的一種揚棄。由于補償原則直接決定補償范圍和方式，所以建立公平補償制度首要任務就是確定一個合理的補償原則。

（一）重塑以市場價格為基礎的完全補償原則

補償原則在征收補償法律制度中主要涉及兩個內容：一是補償時間方面的原則，二是補償額度方面的原則。對于前者，各國的規定一致，事先補償的原則已成為世界共識，為各國憲法和法律所確認，這里不再贅述。對于后者，由于國情和歷史的不同，主要存在完全補償、不完全補償、折衷補償三種補償原則。其中完全補償原則的通說主張補償應該包括一切附帶損失，補償不僅限于征收的客體，而且還包括與客體有直接或間接關聯以及因此延伸的一切經濟上和非經濟上的利益。有學者認為：在行政補償制度的歷史發展過程中，行政補償原則的經歷了完全補償到不完全補償再到完全補償的否定之否定的過程。[4]肇始于“所有權神圣不可侵犯”理念盛行的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完全補償原則初期充分體現了“個人主義”的權利本位觀；進入二十世紀以后，由于強調“所有權的社會義務性”，“團體主義”的社會本位觀盛行，完全補償原則逐漸式微；但是隨著私有財產權在現代民主國家回歸“神圣”，加強對私有財產權的保護已經成為憲政發展的新趨勢，在補償實踐中則是完全補償原則為不少國家的憲法所確認。我們認為，確定農地征收補償的原則必須結合行政補償的理論基礎來考察：“如果個別或部分公民為社會承擔了特別的義務或受到了特別的損害，國家即應給予其特別的補償，以將個別或部分人因公共利益受到的損失轉由全體公民分擔。[5]”從這種意義上講，補償原則的確定不在于國家因征收而得到的利益，而在于公民因征收所遭受的損失，法治國家中的征收補償應當采用完全補償的原則，以此來填補公民因征收所受到的損失，實現平等保護的法治主義原則與社會公平正義的客觀要求。

完全補償原則應如何確定被征地農民的損失，這是實現公平補償的一個突出問題，實際上這也恰恰是導致完全補償與不完全補償分歧的一個關鍵所在。正如很多經濟學研究所表明的那樣：以市場價格對征收土地加以補償可以提高經濟效率，而以低于社會成本取得土地將會影響土地的優化配置，[6]我們認為在我國目前的國情下，應重塑以市場價格為基礎的完全補償原則。下面我們將重點探討應如何確定土地的市場價格以及與此相關爭議不休的“漲價歸公”問題。

市場價格歸根結底是一個技術問題，由于目前的農地征收的場合并不存在自由市場交易的情形，所謂的市場價格就表現為一種預期價格，這樣就會摻雜人為因素。當務之急就是盡快建立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農村土地價格評估體系，實行由具備特定資質的行業組織或社會中介機構對農村土地進行估價的制度，得出初始地價后再交由主管部門參考土地市場的一般交易價格，并綜合考量當地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等因素形成土地的擬定價格，然后通過舉行聽證會的方式，在此基礎上通過協商方式得出最終的土地價格。以下部分應是確定土地價格的應有之義：初始的價格、過去的收入、重置的成本以及因征收而引起的財產損失。另一個與市場價格有關的技術標準則是被征收土地價值確定的日期，即究竟是應該以土地征收前的市場價格還是以征收后的市場價格為基礎確定被征收土地的價格，再進一步講就是土地被征收后的增值部分應該歸國家還是農民所有，即“漲價歸公”與“漲價歸私”之爭。當下，“漲價歸公”理論遭到猛烈的抨擊，最為典型的就是周其仁教授“大白菜漲價要不要歸公”[7]的質疑，事實上，我們只有深刻了解了漲價的原因之后，才能確定究竟是應該歸公還是歸私。以被征收的土地為例，其漲價增值部分并不來源于農民本身對其的投資，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于國家對土地的基礎設施的投入（如三通一平）和周邊環境的改造，取決于政府的規劃、城建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因此農民不應獲得這部分增值的收益。反過來我們也可以講，如果因征收后導致的土地的貶值，政府自然也不能按照貶值后的價格進行補償。“大白菜漲價要不要歸公”也應該分析其增值的原因，如果大白菜是因為政府征收以外的原因如供需關系等導致價格上漲，那么毫無疑問，這漲價的增值收益理應歸其所有人所有，但若大白菜是在征收后漲價，那么此處的漲價，自然就應歸公了。

（二）逐步擴大農地征收的補償范圍

與世界上一些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征收補償范圍相比，我國目前的征地補償僅限于與被征收客體直接相關的經濟損失，并沒有涉及到由征地行為造成的其他諸如殘余地等間接相關損失。目前各國對于征地造成的損害進行賠償，從范圍上看至少有三項內容是不可或缺的：土地及其地上建筑物、附著物和構筑物的補償；因征收造成的困難補償；因征地活動引起的其他補償，如殘余地補償、相鄰土地損害補償等。以英國為例，其土地征收補償的范圍就包括：（1）土地包括建筑物的補償；（2）殘余地的分割或損害補償；（3）租賃權損失補償；（4）遷移費、經營損失等干擾的補償以及其他必要費用支出的補償如，律師或專家的代理費用、權利維護費用等四項內容。[8]具體到我國而言，考慮到國情實際與農民的生存現狀，除原有的補償項目外應逐步擴大農地征收的補償范圍，以下損失在當下必須納入農地征收的公平補償制度之中。

一是應增加殘余地損失和相鄰土地損害兩項內容。整塊土地的部分被征收后，勢必會影響到殘余地的利用，會導致土地分割，形成不經濟的土地規模，造成土地利用的低效率。如原來形成規模經營的，現在只能采用單位投入較高的生產方式。另外被征收土地的新用途也可能降低殘留土地的生產力，比如噪聲污染等都可能降低農作物的產量及額外增加農地投入成本。[9]殘余或相鄰的土地不能再從事任何生產經營活動，如土地的絕大部分被征收修建大型能源化工項目后，造成剩余土地的不能再作任何利用。在這些情況下，應該對殘余地損失和相鄰土地損害給予補償。[page]

二是對于農民在宅基地上建造的房屋因征收而被拆遷的，也應納入補償的范圍。《土地管理法》的補償范圍中，對宅基地上的房屋采用模糊處理，房屋僅僅是被包含在“地上附著物”中。對于大多數農民而言，房屋在生活資料中占絕對比重，承載著太多的社會功能。一旦房屋因征地被拆遷后，即使可以從村里再獲得一塊宅基地，但高昂的建設成本無疑是一大難題。具體而言，應該結合當地新建農村住宅的成本費用和添置費用設定一個基數再綜合考量各種因素確定補償數額。需要說明的是，農民房屋的部分被拆遷的，對于剩余部分，也應給予殘余房屋補償費用。

三是對于農民在土地上的所修繕的先祖墳冢因征收必須改葬的，必須納入補償的范圍。農民在先祖逝世后，多將墳冢修繕在農地里，而一旦農地被征收，其中的墳冢必將改遷他處，先祖必將改葬，而這就需要花費一筆改葬費用，對此花銷必須給予補償。國家應結合當地的社會實際綜合考量各種因素確定一個補償基準給予補償。倘若這方面的補償缺位、不到位勢必會嚴重傷害農民朋友們的感情，亦會加大征地工作的難度。

考慮到社會經濟發展的趨勢，對補償范圍也要進行動態的調節。對于農民的以下損失亦應納入補償的范圍之中：（1）遷移費補償，即對于因土地和建筑物被征收而必須遷移所花費的必要費用，如交通費用。（2）工事費用補償，主要針對的是因征收一整塊土地的一部分致使殘余地須為通路或挖溝渠、修建圍墻、柵欄及其它構造或需修繕、填土、挖土所需要的費用的補償。（3）其他因征收所遭受的損失補償，如暫時居住費用補償，主要針對的是因為征收土地上的房屋或建筑物致使其現有居住人必須改居住他處時，其通常暫時居住所需要的費用的補償。至于精神損失補償，不宜納入補償范圍之內，原因在于，不同于民事侵權行為，征收行為是國家基于合法原因給予公民私有財產權的一種正當限制，公民對此財產權的受限制有容忍的義務，只要能夠對其遭受的物質上的直接損失和其他間接相關之損失進行公平補償，那么公民所遭受的損失即已視為獲得了完全填補。

（三）合理拓展農地征收的補償方式

征收補償的方式是指在征收補償的過程中國家對遭受損失的農民進行補救所采取的各種形式。正確適用補償的方式對彌補受害人的損失具有重要意義。征收補償有直接補償和間接補償兩種方式。直接補償是指以金錢或實物的方式直接彌補受害人所遭受的損失，如支付補償金。間接補償是通過授予某種權利或利益，間接彌補受害人所受的損失。間接補償的方式多種多樣，如在人、財、物的調配上給予優惠，減免稅費，從生產、生活和就業等方面加以妥善的安置，解決城市戶口，在子女入學、升學方面給予照顧等等。[10] 我國目前主要采取的是生活導向性的金錢補償方式，實踐中也出現了一些新的補償方式，但這些“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尚未被立法所認可。從保護失地農民權益的視角來看，目前應對農地征收的補償方式進行合理拓展，從而實現對農民的多向度、立體化的救濟。總的思路是集合直接補償與間接補償方式、兼采生活導向與就業導向安置途徑，在政府的指導下給予農民必要的自主選擇權。除了原來的金錢補償方式外，可以考慮增加以下幾種補償方式并在立法層面作出進一步具體的規定。

一是留地安置方式，即征地過程中，在規劃確定的建設用地范圍內安排一定面積的建設用地給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興辦企業、從事經營活動。農民可以通過在此土地上發展二、三產業來壯大集體經濟，解決部分農民的就業問題。采用留地安置方式并不意味著就不對農民進行金錢補償，而是對農民的損失劃定一定的比例，以留地作價的方式補償其中的部分損失。在村民自愿的情況下，可以允許村集體利用部分補償費用作為發展基金，在遵循城市規劃的前提下，著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的加工業和服務業，政府應在在政策、資金、工商、稅務等方面提供必要的優惠和支持。

二是換地安置方式，即在征收一塊土地后，對農民補償另一塊相當數量和質量的土地的方式。換地安置也有多種表現方式，如“以農換商”和“以地換房”。前者是指農民的土地被征收后，政府在城鎮的商業開發地帶，給予農民一定的商鋪用地的使用權。農民可以在上面建筑商鋪進行經營或出租，這樣一來不僅解決了就業問題，也能為農民提供后續穩定的經濟來源。而后者則是指以土地作價的方式對農民以城鎮住房的方式進行安置，這種方式主要適用于因城市化征地而失去住所的農民，當然這其中還會涉及到很多技術性問題，但也應該是能集中智慧加以解決的。

三是工作安置方式，主要是指招工安置，即由政府或用地單位對于被征地農民有計劃地安排其就業。這種主要適用于企業因生產需要建設用地的情況，如建設大型工業項目需要征收農地，而項目建設過程和建成后會需要大量工人，這種情況下，可以在對失地農民進行必要培訓和考核，錄用其為企業的員工，享受與正式員工同等的待遇。而對于上了年紀的農民，考慮到其特殊情況，則可以安排到后勤崗位上去。盡管工作安置方式實施起來會有一定難度，但從解決失地農民的就業、維護社會的穩定的視角來看，仍是一種較為妥善的補償方式。

四是社會保障安置，又稱“以土地換保障”，是指在農地被征收后，政府不再向農民支付全額補償費用，而是將部分補償費用用來為農民繳納一定年限的社會保險費用。由勞動保障部門與農民簽訂合同，對符合條件的人員建立社會保險個人賬戶，到一定的年齡后，定月發放養老金。目前，社會保障安置日漸受到重視。2007年10月1日開始實施的《物權法》第42條明確規定，征收集體所有的土地，要安排被征地農民的社會保障費用，相比《土地管理法》來說，是一個可喜的進步。今后應將確保社保資金足額到位和規范社保資金的管理作為社會保障安置方式工作的重中之重。

（四）完善征地補償的程序與救濟途徑

完善的的補償程序與救濟機制是農民獲得公平補償的重要保證。從各國的立法例來看，一般都針對國家征收權行使的不同階段設置相應的救濟途徑，征收補償的程序和救濟途徑并非涇渭分明。具體到我國，盡管《征用土地公告辦法》和《國土資源聽證規定》對征收補償的程序做了相應的規定，但是在實踐中還是存在一些問題，如補償過程中政府往往只是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個別領導接觸，而未廣泛聽取廣大農民的意見，使得被征地農民對補償標準、安置方式提出意見的權利幾乎被全部剝奪。有鑒于此，我們必須進一步完善征地補償的程序、強化對農民補償糾紛的救濟。[page]

征收補償程序應遵循兩個基本理念：一是應增強補償過程的公開性與透明度；二是補償應遵循時效原則，防止補償久拖不決，從而給被補償人的生活、工作帶來困難。在此基礎上，應進一步完善征收補償的各個環節：（1）發出補償通知并予以公告。一旦批準征收農地的決定作出，有關機關必須將征地決定在合理的時間內進行公告，在公告期間必須完成補償權利人的登記工作并應聽取他們的意見。（2）提出初步的補償方案。補償方案先由有關機關結合補償權利人的意見，綜合考量各種因素后擬定，應就補償范圍、補償方式等問題做出詳細的說明。對此補償方案亦應進行公告。（3）組織聽證。實踐中農民囿于權利意識不強和維權能力的欠缺，很少有人就補償、安置方案的事項提出聽證要求。為充分維護被征地農民的權益，此時應由有關機關主動依職權進行聽證。經過聽證，發現確需修改征地補償和安置方案的，應當依法對征地方案進行修改。如果聽證過程中達成補償協議則進入給付環節。（4）導入裁決程序。倘若經由聽證仍不能達成補償協議，則應由中立的第三方裁判機構對補償方案作出裁決。此處的裁決應包括行政程序與司法程序，且應遵循司法最終的原則。（5）補償給付環節。由補償義務機關主體依照補償協議或最終的裁決方案對失地農民進行補償給付。在給付過程中要盡可能地采取人性化的方式來滿足農民的利益訴求。

目前因補償問題引起的糾紛，主要包括以下幾種情形：（1）征地補償標準糾紛。根據《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第25條第3款的規定，對補償標準有爭議的，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協調；調解不成的，由批準征地的人民政府裁決。據此，被征地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對征地補償有異議的，提供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協商調解的解決方式，調解不成的，由批準征地的人民政府進行行政裁決予以救濟。但是對于能否就征地補償標準的行政裁決提起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則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我們認為，對此類行政裁決不服的，可以申請行政復議，也可以提起行政訴訟。在復議和訴訟過程中，可以請求復議機關和人民法院一并解決補償標準所發生的民事爭議問題。且在復議與訴訟期間，應停止征收土地方案的實施。（2）征地補償費歸屬糾紛。農戶根據《土地承包法》的規定，將其承包地經營權采取轉包、出租、互換、轉讓等方式流轉出去，日后該流轉土地一旦被征收，農戶之間沒有簽訂流轉合同或是合同中未作約定，對于征地補償費用的歸屬就極易產生糾紛。對于這類糾紛應首先解決土地權屬糾紛和流轉糾紛，農戶可以協商解決，協商不成的，可以提起民事訴訟。當然根據《土地管理法》和《行政復議法》的規定，當事人還可以通過由人民政府行政裁決的方式解決，對行政裁決不服的，必須就行政裁決本身的問題先提起行政復議，對復議決定不服的才可以提起行政訴訟。（3）征地補償費使用糾紛。對于這類糾紛應該主要通過行政監察和刑事訴訟的途徑，通過對侵占、挪用征地補償費的單位和個人進行行政制裁和刑事制裁的方式來達到對農民權益的救濟。

三、結語

“從來沒有哪個制度否認過憲法的征收權，重要的是對征收的法律限制。”[11]實際上，對于征收，最為重要的限制方式莫過于給予失地農民公平的補償。但是要真正將公平補償落到實處，除了上述的制度設計外，應盡快清理和完善土地征收的法律規范，適時制定一部統一的《行政補償法》，解決規范層面的原則缺失與規則缺位的問題。與此同時，樹立對國家土地所有權、集體土地所有權、農民的土地財產權進行平等保護的理念，加快進行土地規劃利用制度、土地流轉交易制度方面的配套改革，逐步實現國有土地和集體土地使用權權能的一致性，最終形成“兩種產權，同等待遇”的交易格局。論是重塑以市價為基礎的完全補償原則，還是逐步擴大征地補償范圍、合理拓展征地補償方式、完善補償的程序與救濟途徑，都指向一個共同的目標：借助于“公平補償”這個有效的調節器，以在公共利益的實現與私有財產的保護之間建立起動態的平衡關系。[12]

注釋：[1] 陳新民。德國公法學基礎理論（下冊）[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426.

[2] [美]理查德。波斯納。法律的經濟分析（上卷）[M].蔣兆康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71.

[3] [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鄧正來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82.

[4] 王太高。行政補償制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143.

[5] 姜明安。行政補償制度研究[J].法學雜志，2001（ 5）。

[6] 王暉、黃祖輝。公共利益、征地范圍與公平補償[J].經濟學（季刊），2004（1）。

[7] 周其仁。大白菜漲價要不要歸公[OL].http://www.e-economic.com/info/5432-1.htm.

[8] 陳泉生。海峽兩岸土地征用補償制度之比較研究[J].亞太經濟，1998（3）。

[9] 張紅。我國土地征收補償范圍的問題與對策[J].內蒙古科技與經濟，2006（14）。

[10] [12]石佑啟。私有財產權公法保護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166.

[11] [美] 路易斯。亨金。憲政與權利[M].鄭戈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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