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市建設土地需求越來越大，各地政府不斷加大征地和拆遷速度。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農民失去土地、居民房屋拆遷，成為失地農民或被拆遷人，因為征地和拆遷而引起的利益沖突越發明顯。

有關資料預計，1999-，耕地減少面積至少1.6億畝，近3000萬農民將失去其賴以生存的土地，伴隨著土地的流失，依附土地的各種權益也隨之流失。在征地拆遷和失地農民安置的實施過程中，農民始終處于被動和弱勢狀態。這種弱勢具體體現于：首先農民對征地的前期工作參與不夠，對征地、工程建設沒有發言權和知情權，被征地農民對不合理的征地補償安置方案缺乏抵抗能力，由于“信息不對稱”，缺少民主程序、缺乏透明度，也是失地農民或被拆遷人有抱怨、不滿情緒的重要原因;其次申請征地補償安置標準裁決的成本太高而往往難以實行;最后在補償費用的分配機制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甚至鄉村干部起著決定性作用，被安置的農戶的個人利益往往得不到保證。

征拆矛盾的癥結，除了征拆雙方地位的懸殊與不對等，還在于利益分配的嚴重不平衡。土地轉讓產生了較大(或巨大)的收益，但在分享土地的轉讓收益或增值時，卻往往忽視了被征地農民或被拆遷人的利益。僅僅給失地農民或被拆遷人規定的補償，沒有保障農民隨土地增值而分享這種收益，引起了失地農民或被拆遷人對政府的不滿。有關資料顯示，土地用途轉變增值的土地收益分配中，政府大約得60-70%，村一級集體經濟組織得25%-30%，農民只得5%-10%。政府和失地農民/被拆遷人之間沒有實現公平交易，利益分配機制的缺失或未制度化，使得失地農民或被拆遷人不僅未能從城市開發中受益，反而成為城市發展的“犧牲品”。

此外，失地農民在失去土地的同時，失去了依附于土地的工作。農民失去了土地也就失去了勞動的對象、工作的場所，農民只有以土地為勞動對象，其價值才能得以實現。農民失去土地也就意味著“農民下崗”。根據我們對蘇州、無錫、寧波等征地中失地農民的調查，失地農民再次就業率在25%左右。也就是說農民失地就意味著失業。而比失業更為嚴峻的一個問題則是，土地對于農民來說是長遠收益，中國現行的農村養老制度也是基于土地的養老和社會保障。產權交易的規則是，農民決定是否放棄農的使用權，要考慮是否比他自用農地更“值"，也就是土地使用的機會成本。農民由于其自身的局限，往往只是著眼于眼前的利益。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國家利益和長遠利益，理念和認識上的差異決定這種分歧存在的客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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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審核：馮興元教授

來源：中國法院網-征地與拆遷的利益沖突，